（由2014年2月央视《中国好歌曲》原创歌曲赛想到“中国智造”下的中国基础教育之立人教育散记）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人立人非在一时，贵在百年、千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百年之人才必有百年之鸿图大志、浩然之志。“志”即上士下心，士之心愿也。孟子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也就是仕，不光是“农夫之耕”，还有“仕”子，都是教育的对象；关键在于孔子言“士志于道”，要志存高远，“仕”任重道远；在道、法、术、势中“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乱世立“道义为先”的圣贤教育犹孔明树刘关张人性之光于三国，宋江立忠义之光于乱世，曾文正公求“大本大源”于清末；知不可为而为之，深谋远虑，福泽万代。谋大道者才有开拓创新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浩然之气，方有儒生“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大愿大志，更有佛子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一路走来才有共产党人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继承发扬光大和今天的“中国梦”。

英国仅一个剑桥大学就出了80多个诺贝尔奖；2013年9月10日，《2013年QS世界大学排名》出炉，北大、清华分列第46位和第48位。51所美国大学位列全球前200强，其中最受瞩目的全球前十位顶级学府美国高校包揽7所。北大、清华作为中国学子的梦想，为什么会远远落后于世界同行？在艰苦条件下的抗战时期仅7年的西南联大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70多位两院院士和众多学术大师。有人评价：遵从了“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学”的人才培养规律。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讲过五六遍，形成“钱学森之问”。钱学森在生命最后阶段曾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1920年11月毛泽东给罗章龙的信中说：“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怪不得人家说‘湖南学生的思想幼稚’(沈仲九的话当时一师教员)，从来没有人供给过他们的思想，也没有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开发过，思想怎么会不幼稚呢？”今天的学生如何？而毛泽东称之“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的教育家杨昌济先生，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而杨先生给毛泽东的教育是“修学储能，先博后渊，坚忍。”第一堂修身课就以立志为题，影响了一代世纪伟人（毛泽东立志一生改造中国与世界，立志为人民服务。）。他一生以发展教育为己任，“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他主张培养五种类型的人才：一是竞争型人才；二是管理型人才；三是科技型人才；四是实业型人才；五是教育型人才。而在这五种人才中，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培养教育型人才，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关于教育的作用。杨昌济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倡民族之精神”，“救人心之陷溺”，图社会“根本之革新”，最终达到感化人之目的。（引用百度百科：杨昌济）而毛泽东一生似乎一直对教师这个职业抱有浓厚的兴趣。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他曾经在湖南当过小学教员。从事革命活动后，毛泽东也不断讲课，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到抗日军政大学，从鲁艺到中央党校，他都讲过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历来最乐于做的事情就是当教员。”可以说从1840年至今中华民族都在探索教育救国强国之路，前辈之路尚未完成，任重道远，中国革命与改革的成功就是教育的成功，为革命培养的革命战士到批量技术工人的培养，其实都只是中国教育的外科手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中国教育面临着新挑战。实现“中国梦”，更要有古今中外大圣大贤之大志。我们如何能圆满回答“钱学森之问”？

“大凡为学,先须立志,志大而大,志小而小。”教育乃立国之本，国民的素质、民族的精神、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皆来之于教育。而教育的关键就在立志教育。教育应该是唤醒民众的自我觉悟,特别是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看着外国人拿走知识产权所占的大部分利益我们想到什么？从2013年世人对斯诺登等网络科技暴光的恐慌到2014年中国手机联盟状告高通公司垄断手机尖端芯片和微软2014年4月window xp不再维护升级，无非都是“中国智造”的无奈。回头看杨昌济教毛泽东的“修学储能，先博后渊，坚忍。”中的“坚忍”似乎能点明今天教育中的“浮躁”问题。中国教育从汉朝引入佛学后，儒道都共同采纳了佛学“戒、定、慧”的教育原则。包括石匠、木匠等“三教九流”都共同采用了这种育人的方式。到清末慈禧上台后，自称“老佛爷”，不再相信儒道释的教育原则后，天下方乱，人心各异。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人民用3200多万的生命才换来新中国，核心也是人心各异到人心合一的结果。立“天下为公”之志的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中对比了中外古今发明后说道：“由此可见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去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说到欧洲的科学发达，物质文明的进步，不过是近来二百多年的事；在数百年以前，欧洲还不及中国。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诸君都知道世界上学问最好的是德国，但是现在德国研究学问的人，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甚至研究印度的佛理，在补救他们的科学之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不但是道德睡觉了，连智识也睡了觉；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智识也应该唤醒他。”中国人的教育是伦理的教育，当然融入西方的物理教育；钱学森先生支持的“人－机－环境”专业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的系统思想的回答；看看周恩来总理小时的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和现在中国“小祖宗”的教育环境状况有何感想？

今日之“中国制造”之成就，是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之交换；日本没有地大物博，也没有人口众多，他们的知识创新一开始就能学中国商鞅立木取信让普通的民众都能够改变风扇的着色而成功，从而获得全民族的成功。同时再看我们成为“世界工厂”后的各类环境污染、人心污染等新问题也强烈要求中华民族有识之士之奋起探索中国教育的创新；就像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所说：“当有一天，遥远的古老的中国，他们的年轻人，不再相信他们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美国人不战而胜的时候！”2010年5月21日，在二零一零中瑞创新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给出了答案。他说，“大家的学习目的就是为了考试，应试教育很强，但是创造能力很弱。”也难怪外国人说中国人只能造便宜的洗衣机、电冰箱，培养不出大师；其实我们不光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且我们还有上下五千年不断的文明，只要我们很好的继承并且发扬光大，就是最好的创新，就能真正找到中华民族的位置。我们太缺乏对传统的理解和认识，以至于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对自己的教育背景感到不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信仰的凝聚力，“中国梦”寻路已经开始；教育才是根本。只有教育的创新才能真正带来“中国智造”。而当代中国教育者的心量到底有多大？

 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大声疾呼因材施教，并且身体力行，穷尽一生培养三千弟子七十二圣贤，再看今天我们面临的机遇，在网络技术的支撑下，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网络学习方式，很容易实现无数教育工作者几千年的梦想，并且惠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这些都让今天的老师们面临更大挑战，如何面对今天的教育？我们从国外的教育理论发展阶段来试探教学创新之路：

同时，我们从人类教育技术的数字化学习变革来试探创新学习之路：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还没有任何技术能够如此深刻的影响教育的发展，改变教育的形态，也必将带来一场深刻的教育革命。因材施教的技术有了就是“因材施教”吗？其实今天的信息技术创新从莱布尼兹遇八卦悟二进制到今天google的go语言借见中国易经文化都说明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创新是大志大心量下的自我发现，自我成长，自我成就的过程，不仅仅是模仿抄袭。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如何继承创新？就像来到敦煌的斯坦因相信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的描述找到宝藏时王道士一样吗？

就像开了个大玩笑，我们面对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先生当年对中国文化的扬弃问题又回到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慢慢明白，西方的科技带来的是教育科技形式的变化，而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最终是人的教育，不是机器的教育，是善的环境的教育理想，人尽其才，才能物尽其用，这些在中国祖先的典籍中最完善。我们不能连经典不读就人云亦云说封建，掩盖自己的懒惰、不理解和贪婪。今天的科技发展也慢慢由原来的当前实验、局部实验到长远实验、系统实验来研究世界，从爱因斯坦老师普郞克1900年创立量子物理学以来，人类已经能观察10^^-10～10^^-15m量级物质现象。宏观到微观到波粒二相学说，人类能力扩展大了，但是人类社会的心量大了吗？中国人的祖先告诉我们“量大的福大”是指这个心量。公孙丑问孟子的长处，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我能理解别人言辞中表现出来的情志趋向，我善于培养我拥有的浩然之气。并且给出浩然之气的义，“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同时给了培养这种浩然之气的方法：不能没有教育或拔苗助长。我们慢慢明白祖先的教育是智慧，不是知识，是教人开悟，是由戒到定、由定到开智慧的自性觉悟的过程。科技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方便，但是科技没有副作用吗？科技是圆满之法吗？中国人古代没有科技吗？都江堰和赵洲桥中与自然和谐的福泽万代子孙的创造今天的科技能明白吗？

今天世界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人自己的问题。每个人都要处理好四种关系：自己和物质、自己和他人、自己和自己、自己和信仰。今天的世纪已不再是仅依靠人多地多来解决了。关键是智慧快乐创新的生活、生产。看看今天身边的物质不是不丰富，交通不是不方便，穿的不是不暖和，而地球上的其它物种越来越少，我们还是不知足，战争永无止境，环境越来越坏，人心越来越不定。此时方知古人用儒道释的教化来净化人心，用戒定慧来对治贪嗔痴的心量之大。方明白十方祖先圣贤的志向深远：福泽万代，智慧众生。用佛法的角度来看，科学家能研究到有生灭现象的一切，但是不能研究不生不灭之自性。《坛经》中六祖开悟后说:“何其自性,本自清静;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而《三字经》开篇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就说明了教育的宗旨；“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是教育的方法；孟母断机杼就是教子立志成圣贤。自性就是本善。所有圣贤无非教人：看破放下，直达真心本善。苏格拉底也教人“认识自我”。而文字对祖先志向的传达也不一样，中国人的文言系统本是最好的联系纽带，也是文明不断的依赖。就像当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遇到的国文袁六吉老师传授他祖传《韩昌柳文集》一样，祖先的远大志向的浩然之气都从这种文言体系成就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中多次整风中提出反对：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官僚主义；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的“一个纯粹的人”；他一生的诗作等模范的一生就是最好的人格实践证明、教育成功的证明。

祖先几千年立的圣贤教育其实就是抓住了基础教育的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方由定到虑到得，喜怒哀乐之未发为之中，中道守静入净；应于无住而生其心，不断之无；中国人的“修学储能”是修性命之学，不仅是生命，“性”字由“生”“心”组成，产生心念的东西就是“性”；人之初，性等于善的状态；有“格物、致知”，方能和谐天下之“平”；中国人的教育更应是望子成马，脚踏实地方能望子成龙；中国人的易经中的六十四挂唯有“谦”卦样样吉祥，谦就是中道；曾国藩的一生对真诚理解为“一念不生”；道家的真人是教人真诚，守住天真，《黄帝内经·素问》第一篇“上古天真论”也教人做个真人；这样看来，圣贤教育的根就是立志，立志在内为返朴归真，无有自私，在外普渡众生，天下太平，是多维度的扩大心量，是圆满教育之法；立浩然之志，自然有浩然之气，断恶修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回看今日之世界，由和谐变战争，由一念变杂念，皆由一个“贪”字、一个“想”字和一个“念”字而来，两字下面都有“今”，只“想”眼前利益的“贪”和只“想”眼前利益的“念”，心量自然小，福报得的自然是环境污染，性命难全，冲突不断。佛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我相是初步入门，最难的就是我执，“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道”其实就是创新，就是自性，像六祖说的“能生万法”，试问让一个满脑充满“财色名食睡”的形式本本官僚去创新能不以小人自居吗？能开智慧吗？知识是越集越多，问题越来越复杂；智慧是由繁入简，快乐自然。今天的教育能从早期英国工业革命为了培养大量机械工人转变成与环境协调自然智慧尚道的教育吗？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如果能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处立志，必能扭转本末倒置的世界。“道可道，非常道”，尚道教育之“不可思议”方是上上策。

明了教育任重道远，还是从佛法里的四依四不依原则来回答革命年代整风中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官僚主义，如《维摩诘经•法供养品》中云：“依于义，不依语；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于法，不依人；依于智，不依识。”教育在于立人，立人在于立志，立浩然之志尚大道，立浩然之志则坚忍，实现“中国梦”，具百家齐放，百家争鸣之大同之治，达天下之太平和谐。

愚见太拙，只学真心直道直言，凡夫动念只为天下太平人才。记于2014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