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溯教育的发展史,我们发现,教育所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就是“教什么”和“怎么教”。关于这两个问题,很多名家都有着自己的思考,不管是梁启超的“趣味教育”,还是蔡元培认为美育对人生的陶养作用,亦或是叶圣陶对教师的期待,陶行知所信奉的生活教育的特质……这些都是教育史上难得的思想瑰宝。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中国近代学者、作家,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在史学、哲学、文学、伦理学等方面均有建树。)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抵?”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抵。”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索。晋朝有位殷仲文,晚年常郁郁不乐,指着院子里头的大槐树叹气,说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一棵新栽的树,欣欣向荣,何等可爱!到老了之后,表面上虽然很婆娑,骨子里生意已尽,算是这一期的生活完结了。殷仲文这两句话,是用很好的文学技能,表出那种颓唐落寞的情绪。我以为这种情绪,是再坏没有的了。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再不会有长进。何止没长进?什么坏事,都要从此产育出来。总而言之,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
“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简单说一说我的意见:
第一,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这是不错。但趣味的性质,不见得都是好的。所谓好不好,并不必拿严酷的道德论做标准;既已主张趣味,便要求趣味的贯彻,倘若以有趣始以没趣终,那么趣味主义的精神,算完全崩落了。
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固然容易如此;教育教得不如法,学生在学校里头找不出趣味,然而他们的趣味是压不住的,自然会从校课以外乃至校课反对的方向去找他的下等趣味;结果,他们的趣味是不能贯彻的,整个变成没趣的人生完事。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这种教育办得圆满,能够令全社会整个永久是有趣的。
第二,既然如此,那么教育的方法,自然也跟着解决了。教育家无论多大能力,总不能把某种学问教通了学生,只能令受教的学生当着某种学问的趣味,或者学生对于某种学问原有趣味,教育家把他加深加厚。所以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
摧残趣味有几条路,头一件是注射式的教育。教师把课本里头的东西叫学生强记;好像嚼饭给小孩子吃,那饭已经是一点儿滋味没有了;还要叫他照样的嚼几口,仍旧吐出来看;那么,假令我是个小孩子,当然会认吃饭是一件苦不可言的事了。这种教育法,从前教八股完全是如此,现在学校里形式虽变,精神却还是大同小异,这样教下去,只怕永远教不出人才来。
第二件是课目太多。为培养常识起见,学堂课目固然不能太少;为恢复疲劳起见,每日的课目固然不能不参错掉换。但这种理论,只能为程度的适用;若用得过分,毛病便会发生。趣味的性质,是越引越深。想引得深,总要时间和精力比较的集中才可。若在一个时期内,同时做十来种的功课,走马看花,应接不暇,初时或者惹起多方面的趣味,结果任何方面的趣味都不能养成。那么,教育效率,可以等于零。为什么呢?因为受教育受了好些时,件件都是在大门口一望便了,完全和自己的生活不发生关系,这教育不是白费吗?
第三件是拿教育的事项当手段。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他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我们若是拿学问当作敲门砖看待,断乎不能有深入而且持久的趣味。我们为什么学数学,因为数学有趣所以学数学;为什么学历史,因为历史有趣所以学历史;为什么学画画,学打球,因为画画有趣打球有趣所以学画画学打球。人生的状态,本来是如此,教育的最大效能,也只是如此。各人选择他趣味最浓的事项做职业,自然一切劳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劳作越发有趣。反过来,若是学法政用来作做官的手段,官做不成怎么样呢?学经济用来做发财的手段,财发不成怎么样呢?结果必至于把趣味完全送掉。所以教育家最要紧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领会得这个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身不衰了。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那第三种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的意思是说教育家比皇帝还要快乐。他这话绝不是替教育家吹空气,实际情形,确是如此。我常想: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趣味,莫过于种花;自然界的美,像山水风月等等,虽然能移我情,但我和他没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他的美妙处,我有时便领略不出;我自己手种的花,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简直并合为一;所以我对着他,有说不出来的无上妙味。凡人工所做的事,那失败和成功的程度都不能预料;独有种花,你只要用一分心力,自然有一分效果还你,而且效果是日日不同,一日比一日进步。教育事业正和种花一样: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生命是并合为一的;教育者所用的心力,真是俗语说的“一分钱一分货”,丝毫不会枉费;所以我们要选择趣味最真而最长的职业,再没有别样比得上教育。
教育家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学问是分离不开的:自己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这种快乐,也是绝对自由,一点不受恶社会的限制。做别的职业的人,虽然未尝不可以研究学问,但学问总成了副业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两重趣味。
你想:一面学,一面诲人,人也教得进步了,自己所好的学问也进步了,天下还有比他再快活的事吗?人生在世数十年,终不能一刻不活动,别的活动,都不免常常陷在烦恼里头,独有好学和好诲人,真是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若真能在这里得了趣味,还会厌吗?还会倦吗?
(本文是梁启超于1922年4月10日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所作的演讲,有删节)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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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梁启超
来自: 笔生(爱豆瓣,爱生活) 2014-04-21 19:22:44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辞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请替你们总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所以教育应分为智育、情育、意育三方面,智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
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蛤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着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
学校里小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仅仅有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门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现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它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
做工、做商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说,也是如此。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的智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的,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印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着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
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炼他,听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费的事,我想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的智慧,都是智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样。“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人格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来。所以仁字从二人。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们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
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就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哪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真失败了。
“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们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
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有了不惑不忧工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则意志怎么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名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俗语说得好:“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
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著。第二件要不会劣等欲望之所牵制。《论语》记: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一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刚强极难。一个人有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须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馀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
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说罢,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炼意志的功夫不可。意志磨炼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坐,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时做到哪一件——哪一件稍为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都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就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却是一点儿也没有。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居”的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方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别要以为得些断片的智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知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历,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的田地呀?屈原说的:“但昔日之芳草兮,今真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现在你所爱所恨的人,就是你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和沉闷,便是因不知才会感;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有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过修养磨炼,所以还未成人。我盼望你有痛恨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见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醒醒罢!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