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3月31日15:13   来源：理论网

　　《群书治要·孔子家语》①记载，孔子说：“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于其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岂非惑哉?”意思是说，从前之事是用以启发当今之人的。如果一个君主不努力追寻前朝之所以能安稳存在的足迹，又不重视其之所以危亡的原因，这就好像一如往常地倒退行走，却期求能赶上前人。《易经》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学习古圣先贤的言论和行事，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是历代凡有成就者共同的规律，无论是为君、为臣，为政、治学，概莫能外。

　　在这方面，唐太宗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太宗二十七岁继位后，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于是命令魏征、萧德言等，整理历代治国资政史料，编撰成《群书治要》一书。唐太宗在读《治要》后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或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并命令缮写《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由此可见，正是太宗对于历史经验的尊重和借鉴，使其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群书治要》从天道规律、历史规律、人性规律、社会规律、道德教化规律等方面系统论述了奢靡之害。研读《群书治要》关于奢靡之害的论述，可以更好地形成共识、凝聚力量，为坚持不懈地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信心和动力。

　　一、天道规律： “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易经》上说，古代的圣人上观天象，下察地理，从中得出了关于世间一切事物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所以，所谓的天道，就是自然而然的规律。在中国古人那里，我们应当如何行为并不是随意规定的，而是奠定在对天道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天道有怎样的规律呢?

　　《易经》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以作为依据：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等等。从这个道理来观察，都是一盈一衰，一消一长。而把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人世的一盛一衰，人心的一忧一喜等等。中国古人所说的“富不过三代”，讲得就是这个道理：第一代创业者往往是白手起家、兢兢业业，用自己的双手开创了天下，第二代还能耳闻目睹父辈创业的艰难，还懂得克勤克俭，励精图治，但是到了第三代，一出生就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久而久之就把祖辈父辈辛辛苦苦开创的基业败光了。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中间有一个界限;如果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均，就要引起变化，这叫做“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换句话说，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物极必反。

　　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这就是《尚书》上所言“天道福善祸淫”以及《老子》上所言“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道理。孔子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所奉行的就是“温、良、恭、俭、让”的德行，而他的子孙后代又都能奉行孔子提出的品德教育思想，所以孔子的后代一直传到现在保持了两千多年而不衰。

　　在历史上，凡是家道能够承传三代以上的家族，都有严格的家规、家教、家训，正如《群书治要·文子》所说：“生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鉴，而能为非者寡矣。”所以，熟读圣贤经典，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享乐便成为这些家族家教的重要内容，从而使得 “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群书治要·周易》)、“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群书治要·孝经》)、“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群书治要·中论》等思想深入人心。这样才能做到凡事节约而不奢侈浪费，并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把职位、权势作为建立仁德、施行道义的工具，而不是骄奢淫逸的资本，从而避免身败名裂乃至“富(贵)不过三代”的悲剧。

　　凡人对于勤俭节约，都是恭敬欢喜;而对于骄奢淫逸，都是怨怒隐恨。因此天道也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此可知，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因此，古人教导我们，对他人的劳动果实，要珍惜节约，正如《群书治要·汉书》所言“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意思是古代的人说：一个农夫不耕种，有的百姓就会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有的百姓就会受冻。万物的生长是有时节的，但使用却没有节制，这样财物一定会用尽。面对由于人类无止境的贪求所导致的资源枯竭和生态危机，古人的远见卓识不能不引起今人的重视。

二、历史规律：“成由勤俭败由奢”

　　《群书治要·淮南子》就讲到：“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意思是说，周成王和周康王继承文王和武王的基业，遵守明堂制度，明察前代兴亡的事迹，看清国家成败的演变，不合乎道义的话不说，不合乎义理的事不做，言论不随便出口，举动不随便作为，先选择出好的方法然后根据它去行事。正因如此，“成康盛世”时，社会安定和谐，甚至达到了囹圄空虚、刑措不用的境界。

　　而自周成王、康王以后到了汉代，几乎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可是太平盛世却不能复兴，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群书治要·汉书》上用一句话道明了根源：“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原因就在于，领导者舍弃了治国的常理常法，放纵自己的私欲，奢侈风行而荒废了仁义。《群书治要·魏志下》上记载着臣子有这样的进谏：所谓好的政治，主要是提倡节约，珍视民力;所谓恶劣的政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希望陛下认真考察一下古代的政治，开国之初为什么会清明兴盛，到末期为什么会衰弱以至于灭亡，同时再看一看汉朝局势的变化，就足以触动内心而产生戒惧了。

　　《群书治要·晋书上》也讲到：“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夏、商、周三代之所以兴盛，没有不是抑制自己情感上的欲望而成就的;三代的衰败也没有不是由于恣意讲究奢侈浪费而导致的。可见，要重建盛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首先杜绝奢靡之风。

　　关于奢靡之风对国家衰亡的影响，《群书治要》上的论述很多，并把这视为盛世之主与衰世之主的根本区别之一。《群书治要·政要论》上说：“故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意思是说修身治国，没有比节制欲望更重要的了。经传上说欲望不可放纵。遍观家庭与国家，其取得成功，没有不凭藉于俭约的;其导致失败，没有不是因为奢侈的。俭约者控制欲望，奢侈者放纵情感;放纵情感者危险，节制欲望者平安。尧舜所住之处，门前只有三级土台阶，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衣服。大禹宫室低矮，饮食微薄。这几个帝王，不是其心里不喜好，但是却做到了十分节俭。可见，大凡历史上能成功治理国家的君臣，无不是节欲俭朴。

　　《群书治要·说苑》记载：季文子作鲁国宰相，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粮食。仲孙忌劝他说：“你是鲁国上卿，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粮食，别人将会认为你是吝啬，并且使国家不光彩。”季文子说：“是这样吗?我看到国人的父母都还穿粗衣、吃蔬菜，我因此不敢奢侈。而且我听说君子靠高尚的道德使国家光彩，没有听说过是依靠妾和马。所谓德，是既能使我有所得，也能使他人有所得，所以能够推行。如果放纵自己，尽情奢侈，沉迷于错综华美的色彩，不能反躬自省，怎么能守卫国家呢?”仲孙忌听了惭愧而退。

　　乱世之君臣却恰恰相反。《群书治要·商君书》说：“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搜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在这里就指出，当时乱世的君主、臣子，都得意洋洋地欲独占一国一方的利益，探求哪个官位更重要，好便利自己谋私，这就是导致国家危亡、不能实现成功治理的原因。

　　可见，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一诗中所写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正是总结了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规律。

三、人性规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

　　在古人看来，人性生而虚明洞彻，人心原本也是平和的。正是因为贪着物欲，所以使心性受到染污，失去了本有的光明。从而导致了利令智昏，情令智迷。这恰如一晶莹剔透的水晶球，原本光芒四射，但是为污泥所染，蒙蔽了本有的光芒。正如《群书治要·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而修身的目的，无非是去除外在的染污，回复心性的光明。这就是《大学》上所说的“明明德”。

　　《群书治要·文子》说：“水之性欲清，沙石秽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圣人能遗物反己，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倾也。”意思是说，水的本性是清净的，但沙石却使其混浊;人的本性是安静的，但是欲望却来祸害它。只有圣人能够抛弃物欲而回归自己的本性。圣人不被物欲所控制，淡然自若的心态不被欲望扰乱，这样才能身处高位而不危险，保持安稳而不倾覆。

　　古人云：欲是深渊。奢靡之风的盛行，使人沉溺于享乐奢侈而不能自拔，丧失了心性之正，导致的是欲壑难填，久而久之就会走上玩物丧志的道路，甚至为了满足自己的不断增长的欲望而泯灭天良。

　　《群书治要·尚书》记载：帝禹之孙、帝启之子太康身居帝位而不务正事，贪图安逸享乐，丧失了应有的品德，百姓都对其怀有二心。他纵情游乐没有节制，在洛水之南打猎，百余天不回京都。有穷国国王后羿，趁着国民不能忍受其所作所为的机会，在黄河岸边阻挡太康回都。当时，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候他们的母亲随从打猎，在洛黄交汇的河湾等候他。其五个弟弟都埋怨太康，遂遵循大禹的训诫而作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子之歌”。其中之一这样说道： “训有之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获弗亡。”意思是说，在内迷恋女色，在外迷恋游猎，纵情饮酒毫无节制，贪嗜歌舞不知满足，住着高大的房子，墙上还雕饰彩色图案。以上几项只要沾有一项，就没有不灭亡的。更何况现在某些领导干部以上几项全都沾染了呢?这一训诫直到今天仍然有助于领导干部提起戒慎警惧之心。

四、社会规律：“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邪巧作”

　　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奢靡之风导致了奸邪的产生，并且使道德教化难以取得实效并深入人心。

　　《群书治要·管子》论述道：以前圣君开始制造车船，是为了方便百姓办事。而今的君主制造车船就与此不同了。完备、坚固、轻巧、便利都具备了，却仍向百姓横征暴敛，用来装饰车船，用彩色刺绣装饰车辆，用精雕细刻装饰舟船。于是，女子放弃纺织而去学习刺绣施彩，所以百姓挨冻;男子放弃耕种而去学习雕刻，所以百姓挨饿。君主制造车船如此华美，左右亲近的臣子亦都效仿。这样，百姓饥寒交迫，所以去作奸犯科。违法乱纪的事多了，那么刑罚就越苛刻，刑罚苛刻国家就会动乱。国君真正想使天下太平，确实憎恶天下混乱，那么从制造车船的节俭上就不能不审慎了。可见，车船只是便利人们的实用工具，不该成为竞奢斗富的摆设。

　　管子还分析道：当一个国家有了奢侈浪费的风气时，它的花费就会非常多(则用费)。 “用费则民贫”，花费很多，老百姓就会贫穷没有钱财。而现在很多国家因为奢侈浪费已经在花费第二代、第三代的钱财。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根源在于自私，甚至自私到连后代子孙的利益都不予考虑的程度。“民贫则奸智生”，一些人已经习惯于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因为由奢返俭难，没有钱财花费就会很难受，因而就会产生奸智的念头，“奸智生则邪巧作”，结果邪巧的做法就出来了。可见“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杜绝奸邪欺诈的行为，就要从提倡节俭、遏制奢靡之风开始，这是国家和每个家庭的当务之急。

五、道德教化规律：“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长期以来，道德教育之所以很难深入人心，甚至还让人对道德教育产生了反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把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群书治要·礼记》记载：“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信民化行不拘言也。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说明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是“正己化人”，也就是《说文解字》上所说的 “上所施，下所效。”

　　当季康子患盗而求教于孔子时，孔子回答道：“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孔子以为，人有欲心，才有盗心，有盗心就会作盗贼，所以答复季康子：假使你自己不贪欲，虽然你奖赏人为盗，而人也不去盗窃。意思是说，上行下效，居在上位的人不欲，则在其下的人便会以欲为耻，所以纵然有赏也不愿作盗贼。在《论语》的其他地方，孔子也多次强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能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于正人何?”实践证明， “言教者讼，身教者从”，领导者和教育者先受教育才符合道德教育的规律。因此，从领导干部做起，反对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才能带动整个社会兴起勤俭节约的风气。

　　《群书治要·孔子家语》记载着孔子和鲁哀公关于当时国君为什么不能修明礼教的对话。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国君之所以不能成功地推行礼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不能像古圣先贤那样率先厉行节约，反而过着奢侈浪费、荒淫无道的生活：

　　鲁哀公问孔子说：“请问什么是大礼?为什么你一谈到礼就那么尊崇呢?”孔子回答说：“百姓之所以能够正常的生活，礼是最重要的保障。没有礼就无法按照一个合适的标准来祭祀天地神灵;没有礼，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秩序;没有礼，就无法区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的远近亲疏关系。所以，君王对此十分重视，带头恭敬奉行，然后以自己率先所做出来的样子来教化百姓，使他们顺礼而行。居住简易低矮的房屋，穿戴节俭的衣服饰物，乘坐的马车不加雕饰，使用的器物不精雕细刻，饮食不讲求美味，心里也没有过分的奢望，使自己与万民百姓有福同享。古代贤明的君主是这样恭敬行礼的啊!”哀公又问：“当今的君王，为什么不能这样去做呢?”孔子回答说：“当今的君王追求利益，贪得无厌，荒淫无道，奢侈无度，懒惰怠慢，游手好闲，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其贪心，使百姓抱怨朝廷;违背众人的意愿，去征讨政治清明的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任意使用暴虐严酷的刑罚诛杀人民，而不依据正常的法度。从前君王治理和役使百姓都是按前述的做法去做，现在君王则是按照后面的做法。可见，当今的君王不懂得修明礼教了。”这段对话启示我们，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位者和领导干部不能率先接受道德教育并身体力行伦理道德的要求，却要求百姓积极参加道德教育和实践，从而是把道德教育变成了愚昧百姓的工具。

　　总之， “读史使人明智。”习近平同志在《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讲话中谈到：“历史的兴替演进、起伏变幻，往往沉淀出许多规律，完全可以古为今用、古为今鉴。”研读《群书治要》这一部涵盖了经、史、子的资政巨著，可以让领导干部深刻全面地认识到奢靡之风的危害，从而自觉地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把它从外在的道德要求转化为自己内心信念的主动追求，最终彻底杜绝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主要参考文献

　　[1] 刘余莉主编.群书治要译注(全二十八册)[M].北京：中国书店，2012.

　　[2] [唐]吴兢.贞观政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12.

　　[4] [宋]程颐.周易程氏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 [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 [明]蕅益大师.四书蕅益解[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2.

　　注释：

　　①见《群书治要译注》，中国书店2012年版。以后有关《群书治要》的引文均出自此书，故从略。

　　本文系国家开发银行资助、中央党校2012年度校级一般课题《〈群书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